摘要
20世纪40年代,为应对抗战建国之需要,国民政府积极颁布商会团体管制法令、推行县政建设运动,以增强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。随着战时商会政策的出台与落实,以及战后商会与商业秩序的整理与重建,新南康县政建设运动逐步强化了政府对唐江镇商会及其同业公会,乃至下属各营业商号的控制,进而促使基层商会逐渐成为政府征税的代理人。由此,政府与商人的关系越趋紧密,而矛盾也日益凸显。一方面,地方财政不容乐观,政府需要商人的支持,力图吸纳和笼络一些有势力和资本的商人,以扩大战时状态下的财税收入;另一方面,商人群体为了提升对地方政治经济事务的话语权,主动参与地方政治的热情也越来越高,试图以金钱换秩序。然而,这并不意味地方政府可以实现对镇商会的绝对控制,双方始终处于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状态。抗战胜利后,唐江商人在地方参议员选举中获得一定席位,提高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话语权,部分制衡了政府对商会的控制力。
出处
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
CSSCI
北大核心
2022年第1期72-87,共16页
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