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我读书不多,水平很低,真正学习写诗的时间,从一九四六年算起,大约只有十五年左右,不长,而新诗又历来是文学王国的一个“有争议地区”,只能发表一点直观式的意见,够不上什么理论。一方向、方法和态度讨论问题,先得明确一个前提,这就是: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,落实到诗歌作者头上,就是:我们是为人民,为社会主义写诗的。只有恪守这“二为”,才能进一步解决怎么服务的问题,也就是解决方法问题。这个“二为”和我们喊叫了许多年的“双百”方针,实在是生死与共地共着命运。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,为什么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贯彻?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,其中,我以为。
出处
《文学评论》
1983年第4期42-50,共9页
Literary Review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