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、HP滤波以及计量分析等方法对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工业化、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,结果表明: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耕地减少的Granger原因;二战以后尤其是在"黄金阶段",中国大陆的工业化、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协动性显著强于日本、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,而且1979年以来城镇化与耕地变化已经呈现中度协动性;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的工业化、城镇化与耕地减少的协动形态均呈现出"倒U型"曲线关系,但在拐点时间上彼此存在较大差异。中国大陆的工业化与耕地减少呈现"倒U型"关系,但城镇化与耕地减少的"倒U型"关系不明显。结论表明,在中国大陆当前工业化、城镇化"双中期"阶段,实现工业化、城镇化与耕变化的"弱协动"有赖于耕地的系统保护、"紧凑型"城镇化道路以及快速的工业结构升级转换。
出处
《中国农村经济》
CSSCI
北大核心
2010年第10期86-95,共10页
Chinese Rural Economy
基金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"中国工业化
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协同发展研究"(项目编号:08BJL005)
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"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退出机制设计及其配套制度建设研究"(项目编号:2009b460)
武汉市教育局科学研究项目"‘两型社会’视野下的武汉市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"(项目编号:2009K108)资助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