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的:探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、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关系。方法:采用手机问题使用问卷、抑郁–焦虑–压力自评量表、自尊量表、艾森克人格问卷对60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:问题性手机使用与自尊负相关(r = −0.29, P 【0.01)、与抑...目的:探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、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关系。方法:采用手机问题使用问卷、抑郁–焦虑–压力自评量表、自尊量表、艾森克人格问卷对60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:问题性手机使用与自尊负相关(r = −0.29, P 【0.01)、与抑郁正相关(r = 0.38, P 【0.01),自尊与抑郁负相关(r = −0.44, P 【0.01)。自尊是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中介变量,中介效应为0.10。自尊的中介作用受到人格特质的调节,高神经质水平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(β = −0.37, P 【0.001),外倾性人格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(低外倾性β = −0.48, P 【0.001;高外倾性β = −0.19, P 【0.001)。结论: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关系密切,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,神经质人格及外倾性人格调节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。展开更多
文摘目的:探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、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关系。方法:采用手机问题使用问卷、抑郁–焦虑–压力自评量表、自尊量表、艾森克人格问卷对60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:问题性手机使用与自尊负相关(r = −0.29, P 【0.01)、与抑郁正相关(r = 0.38, P 【0.01),自尊与抑郁负相关(r = −0.44, P 【0.01)。自尊是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中介变量,中介效应为0.10。自尊的中介作用受到人格特质的调节,高神经质水平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(β = −0.37, P 【0.001),外倾性人格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(低外倾性β = −0.48, P 【0.001;高外倾性β = −0.19, P 【0.001)。结论: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关系密切,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,神经质人格及外倾性人格调节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。
